《走出硝烟的女神》是一部很有分量的作品，大气，厚重，内容充实丰满，而且闪烁着思想的锋芒，在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是很有启示性的。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连续多年保持高产状态，在图书市场的刺激下，长篇小说的写作，却失去了节制，粗制滥造，急就之章多了起来，将中篇小说硬抻为长篇者有之，把生活与情感稀释又稀释者有之，身边琐事信手拈来东拉西扯者有之，因此，就造成长篇小说创作在数量与质量上不成比例的怪现象。《走出硝烟的女神》却是深入采访，广泛积累，精心写作，几度修改，以丰厚的生活素材为依托，尽管它成书有40余万字，却是充满了“干货”，底气十足，没有拼凑敷衍之痕，没有信马由缰“自动写作”之弊，没有卖弄技巧炫耀辞藻之嫌，而是以一群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和丰富厚实的情节、细节构筑而成，是一部实实在在的“长篇”，是一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指导下的精心之作。生活之树常青，作家只有潜心于对生活的开掘，潜心于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的感悟，长期积累，才可能偶然得之。这大约就是初涉长篇写作的姜安，能够以她的处女作而引人瞩目的原因所在吧。
中国的女性，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她们以坚韧的存在，支撑起自己的那一片天空，在本世纪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更有一群率先觉悟的妇女，和男性一样走入了战争，在战火中奉献她们的青春和生命。新中国建国50周年前夕问世的姜安《走出硝烟的女神》，就把远离战争的我们，带入那艰辛而悲壮的往事之中。
《走出硝烟的女神》以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秋季以降的陕北战场为大的背景，描写了西北野战军中一支孕妇队一年间的转战历程，在多种多样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陈大蔓、冰姑、吴娘娘、孙志坚、刘雪鸣、大脚婶、梅子、苦女等一群战争中的女性形象，她们各异的性格与命运、肉体与灵魂、忧伤与欢乐、牺牲与新生，都给我们留下深深浅浅的印象和体验。比如说，陈大蔓的形象，就很有新意，很见匠心。一个从小就参加红军走入战争的年轻女性，在跟随红军长征队伍翻越雪山时身体发生异变，失去了生育功能；在西路军远征失败而被俘虏之后，从精神到肉体都饱经摧残；等她千辛万苦地逃跑出来，重新回到革命队伍，却发现她被打入“另册”。她思念已久的恋人弃她而去，另结新欢。对于她被俘的那段历史的严酷审查，使她内心深处永远难以愈合的伤口再次受到重创。面对自己人的怀疑和审视的目光，比之面对敌人的刺刀和狞笑，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因此，她的心理发生了畸变，永远拒绝男性而且憎恨男性。那一个被她剪掉了“命根”的布娃娃，就凝聚了她的强烈情感。但是，命运的捉弄，却使她担任了孕妇队长，让这位身心都受过极度摧残、女人的天性被无情毁灭的未婚者，去面对那些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和做母亲的骄傲中的孕妇们，并且是要竭尽全力地去为她们服务，这是怎样锐利的心灵酷刑；而且，在这些孕妇中，还有她原先的恋人的新婚妻子，这又会给她带来多么强烈的精神刺激！作品中精心地结撰了大量的这样敏锐而生动的心灵冲突，将现实中的战争进程与孕妇队成员的内心矛盾交织在一起，这无疑地增强了作品的厚重感。
而且，《走出硝烟的女神》在处理女性与战争的关系上，采取了独特的女性视角，从女性自身的自觉意识入手，发掘出女性与战争的新的内涵，这是具有开拓性的，富有时代特征的，在战争文学中别开生面。
妇女从军，古已有之，木兰从军的故事家喻户晓；山西与河北交界地带的娘子关，留下了唐代妇女入伍，镇守关隘的遗址；在20世纪的中国，女红军、女八路直至女民兵，一直延续下来，成为现代战争中一道瑰丽的风景线。相应地，表现女性走入战争的作品，也不绝如缕。南北朝时代的《木兰辞》，着力表现的是笃于父女深情的木兰女扮男装，改换身份，以男子的姿态投入战争，是通过性别转换而构成作品的戏剧性；戏曲中的穆桂英和杨门女将故事，激扬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敢与男性一比高低的志气；当代的《红色娘子军》，则是要表现劳动妇女摆脱压迫和剥削，在革命队伍里锻炼成长的历程。这些作品所张扬的，是在国难当头、社会动荡之际，女性的挺身而出，与男子并肩投入血与火的炼狱，并且从中得到升华的豪迈之气，女性的特征则是被战争磨砺得粗糙和模糊了许多。这样的写作视角，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学传统密不可分，也留下了时代的印记：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妇女在遭受宗法的、阶级的、社会的压抑的同时，还一直苦于男女两性间的不平等。忍受着弱者的苦难。因此，在现实中和文艺作品中，对于女性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在保卫民族安全和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同时，要证明“谁说女子不如男”，证明女性所具有的才华、智慧、勇气和创造性，毫不弱于男性，以至高于男子，从而消解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时代的发展，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改变了人们的社会观念；当代世界的女权运动和女性意识的觉醒，也影响和启迪着中国的女作家。《走出硝烟的女神》就在战争文学这片耕耘已久的土壤上作出了新的尝试，并且有所收获。它并不拒绝战争，它在展现战争中女性的英勇顽强、赴汤蹈火方面，并不吝惜笔墨，但是，作家所注意开掘的，却是女性的本质中与战争相抵忤的方面。
在战争中，女性要比男性承受更多的重负，要比男性承担更多的苦痛，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血泪和牺牲；何况，她们的内心世界和自我体验，她们的情感纠葛和心灵敏感，都要远远地超过男性，因而更容易受到伤害呢。虽然说，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无法实行彻底的禁欲主义，不能因为战火纷飞就禁止人们的爱情和婚姻，但是，在行军路上、作战途中以至强敌压境的时刻分娩生育，却是令每一个女性都会备尝甘苦的。更何况，《走出硝烟的女神》中的一群女性，个个都有着各自的不幸，而且这些不幸又都是直接间接地与她们的女性身份相关联。像冰姑，她的“红色太太”的身份曾经让在红军中出生入死的大蔓想象得罗曼蒂克，但是，在白区工作中，一连失去了两个孩子，并且由于第三个孩子的年幼无知而暴露了被敌人逮捕入狱的丈夫的真实身份以致丈夫被杀害；像大脚婶，深受作为封建压迫标志的裹小脚的苦楚，那怕是自己赤脚行军也要备加爱惜的那一双白皮鞋所寄予的，有多少内涵；像刘雪鸣，因为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在“审干”运动中备受怀疑和清查，直到来到孕妇队，笼罩在她头上阴霾仍然没有散尽，遭受到那么多的冷眼和排斥；像李水莲，因为担心自己相貌平平遭到丈夫的遗弃而冒充“有孕在身”，想用假怀孕来拴住丈夫的心。“她们本该凭着美丽与温柔去编织属于她们的安静的生活呀，不管那生活是苦，是甜——反正她们可以活着，不必冒生命危险。可是她们编织的生活却总被战争所撕破。丈夫、兄弟、儿子……转眼间就可能长眠在路边或沟旁，她们不得不为了亲人而战斗，用牺牲去换取宁静。但是，时光过去了，女人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也消逝了。大蔓每想到这些，就不忍去看行进在身旁的姐妹们。女人们的苦难若放在男人身上哪怕一小部分，他们恐怕也会觉得忍无可忍甚至会发疯的。”陈大蔓的这段内心倾诉，恐怕正是表达了作家的心声。在战场上体味女性那双重的牺牲，体味女性意识的觉醒，又在这双重的牺牲和女性意识的觉酲中，顽强地生存和战斗，并且创造新的生命，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这是《走出硝烟的女神》的艺术辩证法，是作品最打动人心的所在。
《走出硝烟的女神》是一部很有分量的作品，大气，厚重，内容充实丰满，而且闪烁着思想的锋芒，在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是很有启示性的。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连续多年保持高产状态，在图书市场的刺激下，长篇小说的写作，却失去了节制，粗制滥造，急就之章多了起来，将中篇小说硬抻为长篇者有之，把生活与情感稀释又稀释者有之，身边琐事信手拈来东拉西扯者有之，因此，就造成长篇小说创作在数量与质量上不成比例的怪现象。《走出硝烟的女神》却是深入采访，广泛积累，精心写作，几度修改，以丰厚的生活素材为依托，尽管它成书有40余万字，却是充满了“干货”，底气十足，没有拼凑敷衍之痕，没有信马由缰“自动写作”之弊，没有卖弄技巧炫耀辞藻之嫌，而是以一群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和丰富厚实的情节、细节构筑而成，是一部实实在在的“长篇”，是一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指导下的精心之作。生活之树常青，作家只有潜心于对生活的开掘，潜心于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的感悟，长期积累，才可能偶然得之。这大约就是初涉长篇写作的姜安，能够以她的处女作而引人瞩目的原因所在吧。
中国的女性，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她们以坚韧的存在，支撑起自己的那一片天空，在本世纪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更有一群率先觉悟的妇女，和男性一样走入了战争，在战火中奉献她们的青春和生命。新中国建国50周年前夕问世的姜安《走出硝烟的女神》，就把远离战争的我们，带入那艰辛而悲壮的往事之中。
《走出硝烟的女神》以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秋季以降的陕北战场为大的背景，描写了西北野战军中一支孕妇队一年间的转战历程，在多种多样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陈大蔓、冰姑、吴娘娘、孙志坚、刘雪鸣、大脚婶、梅子、苦女等一群战争中的女性形象，她们各异的性格与命运、肉体与灵魂、忧伤与欢乐、牺牲与新生，都给我们留下深深浅浅的印象和体验。比如说，陈大蔓的形象，就很有新意，很见匠心。一个从小就参加红军走入战争的年轻女性，在跟随红军长征队伍翻越雪山时身体发生异变，失去了生育功能；在西路军远征失败而被俘虏之后，从精神到肉体都饱经摧残；等她千辛万苦地逃跑出来，重新回到革命队伍，却发现她被打入“另册”。她思念已久的恋人弃她而去，另结新欢。对于她被俘的那段历史的严酷审查，使她内心深处永远难以愈合的伤口再次受到重创。面对自己人的怀疑和审视的目光，比之面对敌人的刺刀和狞笑，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因此，她的心理发生了畸变，永远拒绝男性而且憎恨男性。那一个被她剪掉了“命根”的布娃娃，就凝聚了她的强烈情感。但是，命运的捉弄，却使她担任了孕妇队长，让这位身心都受过极度摧残、女人的天性被无情毁灭的未婚者，去面对那些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和做母亲的骄傲中的孕妇们，并且是要竭尽全力地去为她们服务，这是怎样锐利的心灵酷刑；而且，在这些孕妇中，还有她原先的恋人的新婚妻子，这又会给她带来多么强烈的精神刺激！作品中精心地结撰了大量的这样敏锐而生动的心灵冲突，将现实中的战争进程与孕妇队成员的内心矛盾交织在一起，这无疑地增强了作品的厚重感。
而且，《走出硝烟的女神》在处理女性与战争的关系上，采取了独特的女性视角，从女性自身的自觉意识入手，发掘出女性与战争的新的内涵，这是具有开拓性的，富有时代特征的，在战争文学中别开生面。
妇女从军，古已有之，木兰从军的故事家喻户晓；山西与河北交界地带的娘子关，留下了唐代妇女入伍，镇守关隘的遗址；在20世纪的中国，女红军、女八路直至女民兵，一直延续下来，成为现代战争中一道瑰丽的风景线。相应地，表现女性走入战争的作品，也不绝如缕。南北朝时代的《木兰辞》，着力表现的是笃于父女深情的木兰女扮男装，改换身份，以男子的姿态投入战争，是通过性别转换而构成作品的戏剧性；戏曲中的穆桂英和杨门女将故事，激扬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敢与男性一比高低的志气；当代的《红色娘子军》，则是要表现劳动妇女摆脱压迫和剥削，在革命队伍里锻炼成长的历程。这些作品所张扬的，是在国难当头、社会动荡之际，女性的挺身而出，与男子并肩投入血与火的炼狱，并且从中得到升华的豪迈之气，女性的特征则是被战争磨砺得粗糙和模糊了许多。这样的写作视角，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学传统密不可分，也留下了时代的印记：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妇女在遭受宗法的、阶级的、社会的压抑的同时，还一直苦于男女两性间的不平等。忍受着弱者的苦难。因此，在现实中和文艺作品中，对于女性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在保卫民族安全和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同时，要证明“谁说女子不如男”，证明女性所具有的才华、智慧、勇气和创造性，毫不弱于男性，以至高于男子，从而消解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时代的发展，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改变了人们的社会观念；当代世界的女权运动和女性意识的觉醒，也影响和启迪着中国的女作家。《走出硝烟的女神》就在战争文学这片耕耘已久的土壤上作出了新的尝试，并且有所收获。它并不拒绝战争，它在展现战争中女性的英勇顽强、赴汤蹈火方面，并不吝惜笔墨，但是，作家所注意开掘的，却是女性的本质中与战争相抵忤的方面。
在战争中，女性要比男性承受更多的重负，要比男性承担更多的苦痛，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血泪和牺牲；何况，她们的内心世界和自我体验，她们的情感纠葛和心灵敏感，都要远远地超过男性，因而更容易受到伤害呢。虽然说，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无法实行彻底的禁欲主义，不能因为战火纷飞就禁止人们的爱情和婚姻，但是，在行军路上、作战途中以至强敌压境的时刻分娩生育，却是令每一个女性都会备尝甘苦的。更何况，《走出硝烟的女神》中的一群女性，个个都有着各自的不幸，而且这些不幸又都是直接间接地与她们的女性身份相关联。像冰姑，她的“红色太太”的身份曾经让在红军中出生入死的大蔓想象得罗曼蒂克，但是，在白区工作中，一连失去了两个孩子，并且由于第三个孩子的年幼无知而暴露了被敌人逮捕入狱的丈夫的真实身份以致丈夫被杀害；像大脚婶，深受作为封建压迫标志的裹小脚的苦楚，那怕是自己赤脚行军也要备加爱惜的那一双白皮鞋所寄予的，有多少内涵；像刘雪鸣，因为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在“审干”运动中备受怀疑和清查，直到来到孕妇队，笼罩在她头上阴霾仍然没有散尽，遭受到那么多的冷眼和排斥；像李水莲，因为担心自己相貌平平遭到丈夫的遗弃而冒充“有孕在身”，想用假怀孕来拴住丈夫的心。“她们本该凭着美丽与温柔去编织属于她们的安静的生活呀，不管那生活是苦，是甜——反正她们可以活着，不必冒生命危险。可是她们编织的生活却总被战争所撕破。丈夫、兄弟、儿子……转眼间就可能长眠在路边或沟旁，她们不得不为了亲人而战斗，用牺牲去换取宁静。但是，时光过去了，女人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也消逝了。大蔓每想到这些，就不忍去看行进在身旁的姐妹们。女人们的苦难若放在男人身上哪怕一小部分，他们恐怕也会觉得忍无可忍甚至会发疯的。”陈大蔓的这段内心倾诉，恐怕正是表达了作家的心声。在战场上体味女性那双重的牺牲，体味女性意识的觉醒，又在这双重的牺牲和女性意识的觉酲中，顽强地生存和战斗，并且创造新的生命，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这是《走出硝烟的女神》的艺术辩证法，是作品最打动人心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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